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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云和张闻天，打从20世纪30年代头几年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一起工作起，就一路并肩走到现在。他们在中央苏区、长征路上、延安还有东北都一起战斗过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搞经济建设，再到那段特殊的岁月，两个人携手努力了多半辈子，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战友感情。

1976年7月1号，张闻天老先生走了，那时候他75岁。到了1979年，中央专门为他办了个追悼会。他老伴儿刘英一听这事儿，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，立马就说，想让陈云去说几句悼念的话。可没想到，陈云却摆摆手，不肯答应，他说：“还是请邓小平来吧。”

张闻天和陈云两人情谊深厚，但张闻天离世后，为啥是邓小平来给他致悼词，而不是陈云亲自上阵呢？这背后肯定有啥特别的考虑吧？

【追求真理 坚守理想】

张闻天1900年在江苏南汇县的一个农民家里出生，打小就聪明还爱学习，6岁就上了私塾。他不但学了“四书五经”，还接触了不少西方的现代文化。到了11岁，张闻天进了南汇县最好的小学，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，继续他的学业。

1917年秋天的时候，张闻天成功考进了南京的河海工程学校。在校期间，因为他中文功底扎实，外语阅读能力也不错，所以老师们经常夸他。而且，张闻天看到国内情况不好，外面又有敌人威胁，就决定加入革命的队伍，去寻找能让国家强大、人民幸福的方法。

首先，得把“士大夫阶层”给去掉，接着呢，推行大家都能投票的民主制度。

第二步呢，就是实现共产主义，那时候，生产单位都得归全社会大家伙儿共有。

文章结尾部分，张闻天亲手摘录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二章里的十条大纲，他觉得这些就是咱中国人民美好未来的指路明灯，也是实实在在要去拼的目标。

那时候，张闻天试着写了篇叫《社会问题》的文章，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和处理咱们中国社会的问题。他还特地把《共产党宣言》里的10条大纲直接分享给了南京的老百姓。这事儿在南京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也让他成了在南京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。

1920年夏天7月份的时候，张闻天为了更深入地探寻革命的道路，从南京出发去了日本深造。到了1922年，他接着去了美国，边打工边上学。那时候，他在旧金山的《大同报》做中文编辑工作，同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进修。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，张闻天的眼界变得越来越宽广了。

回国后，张闻天在中华书局干起了编辑的活儿，那时候，他不仅埋头于文学革命，还全身心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。他写了很多诗歌、散文这些作品，大家伙儿都叫他“年轻文学才子”。

1925年那会儿，张闻天在五卅运动中入了党，紧接着就被安排去苏联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了。

【张闻天和陈云的相识相知】

1931年春天4月份，特科的领头人顾顺章突然变节，背叛了革命事业。陈云一看情况不对，立马和周恩来一起商量对策，采取了紧急的行动。这样一来，中央机关还有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办事点都安全地撤走了，地下党组织也因此避免了更大的损失。没隔多久，陈云就开始琢磨着要改变特科以前的工作方法，想了个新招儿来打开新局面。这么一来，我党的情报工作就慢慢恢复了元气，又发展了起来。

遇到让人心惊胆战的“白色恐怖”时期，张闻天仍旧稳稳当当地继续斗争，他接手了跟共产国际联系的那个秘密电台。他管的《红旗周报》也很快摆脱了低迷，5月25号又重新开始出版了。

1931年9月底那会儿，中共在上海临时搞了个中央政治局，陈云和张闻天都是那里面的成员。到了1932年3月，陈云升了官，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，跟张闻天一样，都是常委了。这样一来，他俩打交道的机会就多了，关系也变得铁了起来。

王明前往苏联，周恩来去了中央苏区，留下张闻天和陈云在上海继续奋斗。那时候，我们党有两个秘密地点，一个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爱文义路上，另一个在成都北路西边。每天吃完早饭，博古、张闻天、陈云他们几个就会到这两个地方中的一个碰面，互相通报下情况，商量下工作啥的。

之后，张闻天会上到三楼去翻阅资料、撰写文章，一直忙到吃过晚饭才回到住的地方。而陈云呢，他会去工厂里看看，先是指引工人们如何正确罢工，接着又带着大家跟南洋烟草公司较劲。

1934年快到12月中旬时，翻过了老山界，毛主席和张闻天他们就开始跟李德、博古那套不对头的路子较上劲了。到了12月20号这天，张闻天找王稼祥聊了聊，说：“我觉得该让毛主席来带兵打仗。”王稼祥一听就连连称是，回应道：“我跟你想的一样。”

1935年新年那天，中央开了个大会，商量后决定要硬闯乌江，往遵义城那边进军。在路上，几位头头一碰头，觉得李德指挥得不太行，就决定不让他再指挥了。等大军过了乌江，正打算开遵义会议呢，张闻天找上陈云，俩人聊了好一阵子。

陈云当时是政治局常委，还兼任五兵团的政委。张闻天这次找他，主要是为了聊聊遵义会议的一些筹备情况。张闻天一个劲儿地跟陈云讲，自从反五次“围剿”开始，李德、博古他们那些错误的点子，给咱们带来了多大的麻烦。他还提到，遵义那边准备要开大会了。陈云听了，非常赞同张闻天、毛主席还有王稼祥的看法。

之后，陈云谈起过往时提到：

在五军团那会儿，我就觉得碰到难关，大家得拧成一股绳。到了黎平会议，我才晓得毛主席、张闻天他们跟那些住在单间里的人争的是啥。所以到了遵义会议，我心里头已经明白博古他们指挥得不对劲儿，挺赞同毛主席他们出的主意。

遵义会议一完事儿，张闻天就成了党中央的新老大，接手了博古的位置。陈云呢，他是常委里的一个，对这事儿举双手赞成，全力支持。

1937年快12月的时候，陈云他们一行人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。那时候，张闻天正好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一个会议，他在会上讲了讲组织方面的事儿。会议最后做了个决定，说要扩大中央书记处，然后陈云就被大家选为了书记处的书记。打那以后，陈云和张闻天又一起在中央书记处搭档工作了。

1945年8月到10月那会儿，中央陆陆续续派了10位中央委员和10位候补委员，带着2万多名干部，还有浩浩荡荡的11万大军，往东北进发。张闻天呢，他是在11月26号到的哈尔滨，一到那儿，他就赶紧去找已经先到东北的北满分局书记陈云，跟陈云简明扼要地说了下工作情况。

第二天，张闻天、陈云还有高岗聚在一块儿，琢磨了下东北那边的情况。三个人都觉得，咱得离开大城市，去乡下跟老百姓打交道，还在铁路两边搞个根据地啥的。讨论得热火朝天之后，在张闻天和高岗动手写东西时，陈云就在旁边把关，一块儿起草了份给中央的电文，内容就是《关于满洲工作的几点看法》。

这份报告赢得了中央的认可，没过多久，毛主席就代表中央写出了《关于建立并巩固东北根据地的》指令。这个指令的核心思想，跟陈云他们一直强调的完全吻合。

1946年快结束的时候，陈云选择了一条绕远路，经过朝鲜去南满，路上还经过了佳木斯。那时候，南满那边的情况挺棘手的，党内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。陈云站出来说，咱们得守住南满，张闻天也挺他。后来，中央觉得陈云说得在理。多亏了陈云的努力，南满稳住了，这对改变东北的战局超级重要。

东北一解放，陈云就当上了财经委员会主任，张闻天则是他的得力副手。他们俩合作得相当默契，都坚持得按照经济规矩来行事。

1950年的时候，苏联向新中国提出了个建议还给了支持，咱们国家就开始筹备进联合国的事儿，还决定让张闻天当去联合国的头号代表。到了1951年，张闻天又接过了王稼祥的担子，成了咱们国家第二任驻苏联的大使。

没过多久，张闻天和他老婆刘英就被安排去苏联上班了。在苏联那会儿，张闻天这个爱琢磨理论的人，居然搞起了中国使馆在国外的第一个研究部门。还有件挺有意思的事儿，就是在张闻天待在苏联做大使的那段时间，中国找苏联帮了个忙，就是帮忙印咱们的人民币。

张闻天确实为很多事情出了不少力，但他心里其实另有打算。陈云有次去苏联走访，顺道探望了张闻天和他夫人。张闻天就跟陈云讲：“我对外交不太感兴趣，我更喜欢搞经济。”陈云听了，哈哈一笑：“我支持你，但毛主席那边不太行啊！”

1959年，在庐山会议还没开始的时候，张闻天就已经跑到基层去做了不少实地调研。没过多久，他去找陈云商量，陈云非常支持他的看法，并叹道：“只是有个难题，就算给我们三年时间，经济也不一定能恢复得过来啊！”

【张闻天去世后，陈云拒绝致悼词：让邓小平来吧】

在那个特别的岁月里，张闻天过得挺不容易的，但就算条件再差，他也没丢掉对共产主义的信念。那时候，张闻天的眼睛视力很差，矫正后也只有0.2，可他还是天天坚持写东西，累积下来，笔记和文章都有好几十万字了。他的妻子刘英特别支持他，一直在旁边帮他抄抄写写。

张秀君，张闻天的外甥女，去探望了自己的姥姥姥爷，一住就是两个星期，还帮着抄了半个月的资料。有回，张闻天跟张秀君讲：“你看得懂吗？要是能懂，那可太好了，我的一些想法或许能以你的名字发出去……”

1971年以后，张闻天两口子重获自由，也开始和邻居们有了交集。因为自家没电视，他俩常跑邻居家去看新闻，每次都看得特别认真。大伙儿晓得张闻天眼神不太好，所以他看电视时老得往前凑，好能看清上面的内容。

张闻天跟邻居唠嗑时特别亲切，说话文雅，还老爱听人家讲，边说边摆弄自己的拐杖。到了晚上吃完饭，他就让刘英扶着，慢慢在院子里溜达，一高一矮俩身影，在院子里悠闲地走着。

张闻天到了晚年，过得特别简单，既不碰烟也不沾酒。他整天就穿着那种普通老人家爱穿的粗布裤子和袜子，天气热了就套个短袖，冷了就多加一件外衣。那时候，虽然他走路不太利索了，但脑子转得可快了，一点都没有那种老年人爱唠叨的样子，这大概是因为他经历了很多事情，见多识广吧。

刚到肇庆那会儿，张闻天家里头，除了几本书，简直就像被水洗过一样空荡荡的，连日常用的东西都没几件。好在，有关部门每个月会给他发点生活费，这才让他的日子不至于太拮据。那段日子，张闻天最爱干的，也是最能让他心里舒坦的，就是埋头读书了。

那时候，好几位老同志都重返工作岗位了，张闻天得知后心里头直痒痒，他不止一次地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，说自己也想回北京干点活儿，还想去工厂、农村瞅瞅。张闻天这愿望啊，一直到1974年才得到党中央的点头答应。不光让他和张夫人重新过上了组织生活，还给了他县团级的政治待遇。

张闻天两口子从市里参加完组织活动后，一回来脸上就挂满了开心的笑，碰见人就要分享他们的快乐。他们家离市委机关得有快7公里远呢，可张闻天硬是要自己走着去，说啥也不想给市委的领导添乱。

这一年，张闻天和他夫人开始更频繁地外出，他想要亲自去瞧瞧老百姓的生活咋样，国际经济建设进展如何，还有社会上大家都有啥需求。那时候，张闻天的身体可不咋好，血压一上来就是200多，还有一堆老年病缠着他，身边总得备着药。

不过，这并没减少张闻天对基层调研的热情。他拉上刘英和警卫，还有市委的同志一起，动手干起了他期盼已久的工作。每到一处，他都会详细打听工厂的生产咋样、设备运行状态，还有工人们的薪资待遇。张闻天一边问，一边记录，要是一趟没问明白，他就再去一趟、两趟……

有天，张闻天在那个工厂里头瞧见了几张报纸，他立马就认真地对管事儿的人说：“得学点政治经济学啊，这对管理生产、发展经济真的很重要。还有，给职工们来点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，这也是应该做的，没问题。”

有一回，张闻天跑去一个区委实地考察，听完那儿的头头汇报完情况，他就笑眯眯地说：“你们啊，得放开手脚干，多搞点小型企业，这样居民的就业问题就好解决了。大家手头宽裕了，社会自然就和谐稳定，老百姓心里也会念叨咱们的好。”

当地的头头们听了张闻天的一席话，感觉收获颇丰。他们觉得张闻天特别懂基层的那些事儿，做事脚踏实地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特别接地气。

1974年，张闻天夫妇外出看得最多的就是各个地方了。那一年，他在市委的安排下，跑了二十多个基层单位去看看实际情况。每到一处，他都特别接地气，实实在在跟人打交道，一点不摆架子。他还老爱给当地的领导提建议，出点子，让当地的百姓都对他印象特别深。

张闻天两口子对孩子们管得可严了。张虹生早早就去了边疆支援，一直到1974年才回到肇庆看望老爸老妈。那时候，他想调到肇庆来照顾爸妈。以张闻天当时的情况，如果他跟组织说一声，组织肯定会点头。但张闻天就是不答应，他跟儿子讲：“小孙女能跟我们一起过，但你不能回来！”

张闻天夫妇对儿子管教挺严，但刘英作为母亲，温柔的一面还是能从一件事里看出来。那时候，张虹生要回西北去，刘英立马约了朋友一起去市区百货大楼买毛线，想给儿子织件毛衣，因为大西北那边实在冷得很。从那以后的好多天，刘英手上都拿着毛线，一边和邻居聊着天，一边忙着织毛衣。

1975年的时候，张闻天身体大不如前，就自个儿跟上面说，想去江苏无锡那边养老。没过多久，中央办公厅就批准了他和他老伴的申请。要走的那天，夫妻俩和邻居们打了个招呼，就出发了。

张闻天在肇庆的住处，家具肯定不咋地，市委看他那地方太空荡，就想着给他送套木沙发。可张闻天硬是不肯收。市委实在没办法，就说先借给他用。结果张闻天走后，还记得把那套“借”来的沙发给市委还回去。

张秀君去过无锡四次探望外公，她聊起往事：“大概在1976年那会儿，外公身体已经很差了，连稍微厚点的书都没法拿，得把书撕成薄本才能看。我有两次跟外公提议写自传，但他都没答应。”

张闻天抵达无锡后，换了个名字叫“张普”，意思就是说自己是个平平常常的老百姓。他慢悠悠地出门去了解民间情况。他特别菜市场，常常去那里转转。菜市场的居民们压根儿没想到，这位常碰面的老爷子，以前可是我党里的大人物呢。

张闻天病得厉害那会儿，把刘英叫到跟前，慢慢讲道：“我怕是不行了……要说有啥不放心的，就是这十几年没能再为党做点啥，心里头真是觉得亏欠。”张闻天稍微歇了口气，又说：“等我走了，你把补发的工资，还有解冻的钱，都替我给党交上去，就当是我最后给党的贡献了……”

刘英眼眶泛红，默默点头表示同意。因为哽咽得说不出话，张闻天便示意她拿纸来，在纸上写下承诺并署名。刘英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，她低声说：“咱俩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”刘英说完，张闻天这才安心地点了点头。

1976年，好几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领导人先后离世。到了这年的7月1号，张闻天也在无锡安安静静地结束了自己76年的漫长人生旅程。

1979年那会儿，中央说要给张闻天搞个追悼大会，刘英一听可乐坏了，立马就去找了陈云，跟他说：“中央打算给闻天办追悼会，我琢磨着让你去说几句悼词。”陈云一听，摆摆手说不行，他讲：“这事儿啊，还是得请小平同志来，那样才更显得庄重。”

8月25号那天，张闻天的告别仪式在北京办了，是陈云主持的，邓小平上去讲了悼念的话……